近日，随着国际油价大涨，日元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大，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.45日元，跨过160“关口”——160被市场广泛视为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警戒线。日本财务省官员表示将进行汇率干预，日本央行也表示将继续加息。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，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已从1995年的历史高点（193.95，以2020年为基准100）缩水逾2/3至67.73。从“失落的30年”到如今的高通胀与负增长并存，日元持续贬值的背后，是日本经济增长动能的严重不足。
首先，输入型通胀加剧民生负担。本轮日元贬值始于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，日美利差迅速扩大导致资本外流，日元汇率断崖式下跌，仅2022年1月至10月跌幅就超过30%。由于日本能源资源高度依赖进口，汇率暴跌直接推高了进口成本，截至今年2月，日本央行进口物价指数已达到167.3（以2020年为基数）。输入型通胀迅速传导至消费端，致使日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罕见地连续四年超过2%的政策目标。更为严峻的是，日本粮食自给率（以热量计算）已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最低水平，食品价格暴涨推动两人以上家庭的恩格尔系数（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比例）在2025年第三季度攀升至29.4%，创下1981年以来新高。民众“钱袋子”缩水，生活质量显著下滑，社会焦虑情绪蔓延。
其次，实际工资增长滞后，制约内需恢复。面对通胀压力，日本工会组织推动涨薪运动，2024年至2025年名义工资涨幅连续突破5%，但依然跑不赢物价上涨速度。厚生劳动省2025年的统计显示，剔除物价因素后，日本实际工资已连续4年负增长。受此影响，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下降，2025年虽转为增长，但仍处于0.9%的疲软状态。对于内需占GDP比重过半的日本经济而言，居民购买力的萎缩疲软是致命打击，经济复苏缺乏坚实的基础。
再者，政策协调难度加大，财政赤字恶化。历史上，日元贬值曾是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助推器，但如今其负面效应已远超正面红利。为应对汇率波动和通胀压力，日本央行结束了包括负利率在内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，并逐步上调利率至0.75%，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位。然而，要想遏制日元贬值趋势绝非易事。日本政策当局自身就存在严重意见分歧，央行试图进一步加息但遭到政府反对。高市早苗政府执意实行财政扩张路线，承诺大规模减税（如“食品零消费税”）并增加防卫预算，这将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。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引发国债抛售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1月飙升至27年以来新高。债市与汇市的“双杀”局面，令日本央行在加息抑制通胀与防止债务危机爆发之间进退维谷。
此外，美国对日元贬值的态度日趋强硬。2025年3月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点名批评日元贬值，引发日本对“第二个广场协议”的担忧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重申，汇率是美日关税谈判的对象。美国财政部的汇率政策报告直接要求日本央行“应以货币紧缩政策应对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等基本面”，并将日本列入汇率操纵国的“观察名单”。近期，美国甚至直接下场施压，在纽约外汇市场对日本启动了汇率核查机制，防范日元贬值与利率上涨等风险。同时，日本外交政策的激进转向导致周边关系紧张，入境消费复苏受阻，数字贸易赤字扩大。加之近期地缘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价格波动，日本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发严峻。
日元贬值不仅是货币问题，更是日本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缩影。在老龄化加剧、产业空心化未解、创新动力不足的背景下，单纯依靠货币宽松或财政透支已无法扭转颓势。若不能从根本上重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，理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机制，遏制强军扩武冲动，日本经济恐将在“低增长、高债务、弱货币”的泥潭中越陷越深。
（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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